她是那种骨子里就带着文艺气息的女青年，从小便是，她喜爱写作，喜爱诗歌散文，做着许多文艺女青年做的梦。在成为一名侠客之前，她只想当个书生。
初生牛犊
从19岁主持电台节目到担任央视主持人，柴静在新闻的江湖里摸爬滚打，采访也变得游刃有余，有人说柴静变得宽厚了。
《看见》有一期节目是采访“虐童”事件里4岁的孩子。采访完，柴静捧着他的脸说：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知道今天问你这些，会让你回忆起让你难受的事儿。对不起。但是，你说的这些可以帮到世界上很多的小朋友。所以你真的很勇敢。然后孩子就抱着她，死死地搂着她的脖子。“我很少被一个小孩那么紧的抱着。他也不松开，我就那么拍着他。拍了一会儿，我闭着眼睛，他也闭着眼睛。我跟他说：‘阿姨喜欢你。’他说：‘我也喜欢你。’”柴静回忆着，满脸柔情。
年1月1日，柴静出生于晋南襄汾的家族老宅子里，那是一座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年，16岁的柴静到湖南长沙读中专。年毕业时，恰好逢长沙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留下了。柴静上学时，爱读台湾文学、听台湾电台，喜欢台湾电台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也会模仿他们的表达。柴静在湖南文广电台的时候，她向领导申请主持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而且不要工资。当领导同意的时候，柴静心里狂喜，“就像一个爱玩网游的小孩，玩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突然有一天，有人聘请你以网游为职业，每个月还有块钱（后来领导有恻隐之心，每个月给块钱用于加班打车）。”这档深夜电台节目，成了大学宿舍的必修课。那时听众心里，她就是张小娴、安妮宝贝、陈绮贞以及杨澜的合体。三年后，柴静已经是湖南文艺电台的综艺部副主任，但她毅然选择去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同时做着《三联生活周刊》的兼职记者。年，正在上学的柴静被湖南卫视看中，成了《新青年》的临时工。那时候的湖南卫视，积贫积弱，因为成天播出猪饲料广告，而被广电称为“饲料台”。前一年，何炅首次亮相《快乐大本营》的舞台，在见到李湘的时候，手足无措。而同一年，汪涵不过是湖南经视一个打杂的。对了，他那时叫作汪建刚。和柴静一起来到湖南卫视的，还有马东。那时他也不是如今《奇葩说》上，一不留神就开车的污胖子，他做了档严肃的话题节目，叫《有话好说》。和这几位一样，虽是初来乍到，但他们的野心并不比谁小。尤其柴静，20刚出头的她，誓把《新青年》做成一档文化先锋节目，为了让自己看上去知性一点，她特地带上发套，藏起了自己的长发。《新青年》因为柴静出众的思考能力，和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重新焕发出了昂扬的生机。握极大的自由度，柴静在这片天地里，酣畅淋漓地展示着自己，并且越来越成熟。这为她日后进入央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踏板。
年，担任央视评论部副主任的陈虻找到柴静，他没有直说，而是邀请柴静来央视年会“玩玩”。
初到评论部，正好赶上主持人们拍合影，《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里，前排坐着水均益、*、*等等。她是新面孔，便自然站在了最后面。这时前排有人站起来，把她拉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就是那时人见人爱的*。当晚的年会由*主持，“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好不热闹。结束时，她被告知“岩松要跟你谈谈”。去了之后，发现一屋子男同志们，活像个面试现场。而整场下来，*只问了她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华人的呢？”末尾，才对她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做好长跑的准备。”柴静心想：跑就跑呗。啥都没怕过的柴静，真正开始跑了才发现，这不是微风暖阳的马拉松，而是跋山涉水的越野跑。更重要的是，这里没人会手把手带你，一切都得靠自己。这让初入新闻行业，并且几乎没经历过什么职业挫折的柴静一下子蒙了。庆幸的是，她遇到的*、*，还有经验丰富的陈虻。*是柴静的搭档，共同主持《时空连线》。不过，对于当时毫无新闻经验的柴静来说，*是少数几个她能够近距离去学习和效仿的对方。而被柴静戏谑“不习惯单独和女生谈话”的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这个小姑娘融入进来。一次，柴静穿裙子到办公室，被*看到，便叫她回去换掉。很久之后她才想通，新闻界是个腥烈的战场，*是担心她“柔弱”，而无法在这里生存下去。还有一次，节目录制过程中，中间环节需要主持人的一段串讲词。但当时柴静竭尽脑汁，却怎么写都通不过，紧要关头，*找了过来，给她一张小纸片：“按这上边的讲”。后来这些细碎的事情，都被记录在了她的《看见》里，标题就叫“最最遥远的路”。柴静一直没敢问陈虻为什么选中她，直到陈虻去世前，柴静才听他和别人说起为什么找到了她：“柴静有很多毛病，但是有一点，她还是不人云亦云的。”生死非典两年后，柴静选择做记者，她的第一仗是“非典”报道。妈妈在老家看到节目时正在打麻将，哭了，但没告诉柴静，只是问了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刚进央视那时，她是一无所知的新人，迎接她的是无休止地失败、迷茫和摔打。困顿中的她找到了栏目总制片人陈虻，听完她的话之后，陈虻告诉她，要想当好主持人，首先你得是人。这个被柴静称作恩师的人，这样问眼前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子，“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随后他自己开口，“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恩师的话让柴静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媒体人的责任感所在，她决定用皮肤去感受新闻，冰冷，或者滚烫，最真实的温度。年，她成为《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同年，非典肆虐，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有人唯恐避之不及时，柴静主动提出，与非典病人面对面，零距离报道非典。当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弱女子疯了傻了的时候，只有她自己知道：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她深入到一线，七次与非典病人面对面，她也无比清楚，她不仅是在和病人打交道，更是在和死神打交道。她的勇敢也让她收获了新闻的温度，直面那些病人，她也终于理解了恩师所说的媒体人的使命。她说，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就这样，在死神的镰刀底下，她成功拍摄完成《北京“非典”狙击战》。柴静自述：（年）４月中旬，我刚调到“新闻调查”，手续还没有办完，一天晚上制片人打电话时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做一期非典型肺炎的节目，话里有一点犹豫，我当时觉得非常兴奋，很痛快地答应了。挂了电话后又给制片人发了个短信，希望他明白我的迫切愿望。制片人打来电话让我开会。就这样当晚和编导、摄像把拍摄方案订了下来，医院和专家。当时心里本能地就想做这期节目，作为记者，在这个发生大事的年代，处在风暴的中心，能够在现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只想去看看，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想看发生了什么，想让大家知道。我连续三天６次进入隔离区。面对疾病，并没有感觉到恐惧，相反，感到的是愤怒，对病*的憎恨。在拍摄病人转院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被病*破坏了原来的生活，心里无比的愤怒，就像拳击，有强烈的回击愿望。医生、病人对待疾病的坚强，就是漂亮的左勾拳。每次进入隔离区采访，摄制组都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要先穿上一次性的全封闭隔离衣，戴上双层的橡胶手套，再套上外层隔离衣，戴上护目镜、２４层的专用口罩和鼻夹，脚上套上鞋套。采访完以后出来把防护衣一层层剥离，用酒精洗手消*。在此期间，我们摄制组专门住在宾馆，不与外界接触。房间用紫外线灯、消*液消*，整个楼层没有其他人，我们走专用电梯。整个节目制作期间，我都是通过电话和外界联系。采访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心世界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一个主任医生就对我讲，他做的是取患者口鼻分泌物的工作，非常危险，他也很恐惧，但是面对病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显露，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抗不过去了，就跟另外一个医生说，你把温度计拿来，我去给患者量体温，其实是给自己量，一连量了几次都不准，最后终于测得正常，他镇定下来。外人很少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医院，有６个年轻的护士，休息的时候在半隔离区听她们讲救助病人的故事。有个女孩是皮肤科借调的，以前都没见过死人，这次却要给死者收拾。她们讲这些的时候都很平静，可以说这次经历改变了她们。我在２８日做检查的时候并不担心，但却挂念那几个护士，挂念那些医生和病人。就是他们的坚强，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感染着我，让我也有信念。我想，就算是万一被病*感染了，我也要拿上ＤＶ摄像机，继续记录，直到最后一刻，在这个关口，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在采访中关键是时机不好碰，抢救病人都是紧急的事情，没人会等我们，医院等，穿好防护衣，只要救护车出去，我们就跟着去拍。拍摄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素材交给前期没有直接参加采访的后期编辑，同他进行电话沟通，由他编节目。我一直很担心，因为节目里面有一种紧张的气氛，怕不能正常播出，结果中心主任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节目非常不错，在“新闻联播”做了预告。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一般审节目都是制片人决定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都在看，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我就把手机关掉，直到节目播完，我紧紧握住编导和摄像的手，向他们和录音师刘昶表示敬意，当灾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患难与共。经过这次采访，我对记者职业的认识有了变化，以前我是在演播室做主持人，跟嘉宾谈宏观形势、社会问题，没有到现实中接触过灾难和死亡。而这次采访经历，我是去看、去听、去触摸，用感观记录着世界。在拍隔离区的时候，有三个女孩刚刚被隔离，其中一个还拿着当天回家的火车票，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车票卖掉，我说不出话来，只想让她们看到我的眼睛，让她们感到安慰，相信这会过去的。当时我觉得做什么样的记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在医院里，我跟医生、护士、病人、消*队员，跟我见到的所有人相约，等疾病过去了，一定去看他们，因为我们曾经肩并肩地在一起，共同度过难关。２９日上午，等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如果没有问题，我就马上进入下一期节目，计划都已经做好了，内容是对“非典”时期人的认识，我现在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