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开学季，云南一所高校为迎接新生报到，给大家发放大象驾驶证，左边是驾驶人信息，右边是大象信息。
很多网友调侃，云南人果然是骑大象上学的。
驾驶证长这样
翻开来里边儿连“加油”类型都有：比如牛肝菌、松茸。
但校方说，野生亚洲象不但不能骑还要好好保护，发驾驶证是想用一个创意，让学生注意保护动物。
因为不少人在盯着云南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杀害并售卖。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巡山员肖林曾在进过山上一个盗猎者的窝点，毛骨悚然的一幕他一辈子忘不掉。
我很少见到有人能把保护动物写得这么好，因为肖林写的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对内心与世界的追问。
我是白马雪山的巡山员。
第一次巡山，临出行那晚，站长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枪杆，我只有一把随身携带的云南户撒小刀，也跟着一个劲地磨。
巡山最先遇到的挑战不是盗猎者，而是一座海拔米的垭口。
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我们藏族人虽然生在高原，但并非天生就是爬山健将，我的家乡江坡海拔只有米。
一步步挪向米，我感觉力气全被抽走了，转身却看到同伴夸张到脸色转成了纸白。等到我爬上垭口，内衣早已被汗水浸湿，冷风一扫，又冻成壳。
当天，在高原森林中，我和站长走进了一个颇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那是一个简陋的棚子，钻进去后一抬头，除了挂着的苹果和谷物，满眼都是挂起的各种动物头颅——苏门羚、獐子、熊，一整墙已死去的眼睛直直瞪着我。
站长赶紧对完全呆住的我解释：这是傈僳族祭奠山神的摆设。
从临时窝棚中的行李推算，盗猎分子近十个人，而我们只有两个人。站长把怒气压了压，藏在门后，将枪上了膛。我把刀鞘往前拉了拉，心一横，大不了拼命！
天快黑了，有脚步声从远处渐渐传来。
盗猎分子离得越来越近，我几乎就要蹿起来，此时脚步却停了。
白马雪山保护区在云南西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是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超20万公顷。
我从小就生活在白马雪山的脚下，年，我十六岁，考进白马雪山保护区，成为第一批员工。我们最初的工作是下乡做宣传，让大家不要盗猎。
但当地人不理解，祖祖辈辈都上山打猎，为什么到这一代就成了“盗”？宣传效果可想而知，我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一天巡山，我和站长走进了盗猎者那个挂满头颅的窝棚里。
我们在窝棚里等着，门外的盗猎者却停了下来。原来为首的人在门外窥见了站长，站长之前在公安局工作，他们以为惊动了公安局。就这样，没有经过殊死搏斗，七个人老实投降了。
盗猎者今天“收获”不小。一个人背了一只苏门羚，苏门羚很重，不能像围脖一样套在脖子上；另一个人背了两只林麝，手脚拴起来，背挎包一样套在后背。
我和老站长整整走了一天半，最终将一路抓获的十九个盗猎分子押回保护区森林派出所。
结果，林业公安只是做了简单笔录，罚了很少的罚款，又要求他们尽快清理已经下的钢丝套，然后，就放了。
是的，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抓回来的盗猎者，猎杀的野生动物不下三十只，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竟然就这么放了！
也许当年很多人对盗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我也不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天天嘴上要挂着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劝说村民放弃坚持了几百年的传统。
我越来越觉得工作苦闷。住在山里，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山，闲时发愣也要对着这些山。我们的生活，只有山，除了山，还是山。
正在这时，我的大女儿出生了。我一心想找个离家近点的工作，还向农牧局局长请求调到家乡的农技站。
但就在农牧局调令到的时候，保护局局长交给了我一个任务——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因为这种生物，我的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我是在一次内部培训课上，听到了这个任务的来龙去脉。年，云南出现了一群法国人，他们被称作是“动物猎人”“植物猎人”，正满世界寻找新的动植物品种。
在白马雪山的一处密林里，一声枪响后，一只动物横躺在法国人脚下。他第一眼看到那个仍在喘气的生物时，引起了一阵恐惧——它太像人类了。
它年龄很老了，牙齿磨得厉害，脸颊是肉色的，不均匀地分布着红色斑块。眼睛是栗色的，很小。所有的文献里，从没有记载过这种动物。
法国人将这只动物剥皮，带回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做成标本。此后近百年，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神秘生物，科学界甚至认定它已经灭绝。
直到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兽类学家在德钦做调研，偶然发现了八张皮毛，与法国人发现的动物十分类似。
近百年的疑惑有了定论——这个生物还活跃在这片山林之中。现在，我就被派去寻找这个神秘的动物。
也许，找到了它，保护区就会被重视，盗猎就会被严控。
刚开始培训时，培训老师拿着一张照片，向我们展示这个未知生物的样子。
他说，这生物的名字叫滇金丝猴。
大家死死盯过去：一只猴子，皮毛是灿灿的金色。老师告诉我们，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这次考察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滇金丝猴展开系统研究。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照这张图去找滇金丝猴，无疑永远也找不到——滇金丝猴的皮毛颜色是黑和白，而老师手中的“样板照”是川金丝猴。
人类尚无一张此生物的明确照片。
年，我和钟泰加入了野外考察组。这个考察组由一个中国专家和一个美国专家牵头，历时三年，我们协助他们野外勘探，收集分布数据以及记录动物的生活习性。
钟泰是和我同年进入保护区的同事，在专家到来前，我和他要先花四个半月野外考察，摸清要寻找的动物栖息地的状况。
高海拔的白马雪山笼罩在云雾中
第一次调查我们要走整整两个月，每次进林子至少也要五六天，带的是仅够生存的几样物品。
钟泰已有调查经验，出发前反复叮嘱我把包袱重量减到最轻，能共用的绝不带两份。包袱一减再减，最后每个人还是要背50斤。
我们要在两个月内用脚走完上千公里，这还只是地图上测出的直线距离，多出的那些上上下下、沟沟坎坎、悬崖峭壁……都没算在内。
当我们从海拔两千多米的干热河谷走到海拔三千米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高大的云冷杉林。
走进冷杉林，脚下刚刚还是飞扬干燥的尘土，现在已踩在厚厚的苔藓上，吸进来的是长期腐蚀的树干的味道。
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了猴粪！几块猴粪饱含水分，似乎刚被“制造”出来。可钻了半天林子，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紧接着，我们到了第一站：施坝林区里的傈僳族聚集点。
我们考察时经常会路过傈僳族村寨，但这个傈僳村寨显然和外界接触甚少，村民的藏语和汉语都不太灵光，交流很是困难。
不过，当提到“黑白的猴子”时，村里人马上很肯定地说：“有！”我们暗自笑开了花，赶紧在考察地图上做标记。但如果那时多问两句，就会知道实际的情况没有那么乐观。
接下来几天都是野外露营，按照地图和之前向老百姓了解的情况，我们小心翼翼地选择方向，可还是走了很多冤枉路。
弯身走实在太累，我们干脆缩起身子，抓着一根箭竹，再抓住另外一根，借着惯力往下滑。
滑得飞快、过瘾，我高兴地快要“吼吼吼”大喊出来。
连续几个月的野外考察，体力和精力的消耗都极大，但和钟泰的感情成了最好的精神动力和解乏剂。
两个月后，我们提前完成了两个区域的调查计划，考察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了滇金丝猴出现过的区域。
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在云冷杉和针阔混交林间，野生猴子可以上到海拔五千米以上，也可以下到海拔两千多米。
和这不同村子的人聊，都印证了滇金丝猴是警觉性极强的动物，就连当地猎户也摇头：没见过，但是听老人们说过。
年，我们把了解的一切都告诉了中国专家。他叫龙勇诚，年纪比我们大，我们很自然地称他“老龙”。
不多时，我们又等来了美国专家柯瑞戈。老柯只是个正在读博的学生，个子很高，头发棕*，毛发很重，留着络腮胡，显老，中文说得别别扭扭。
年冬天，（从左至右）肖林、龙勇诚、老柯、钟泰合影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滇金丝猴展开系统研究。当然，所有研究的前提是找到它们。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建观测站。老龙和钟泰曾用望远镜见过一个一闪而过的小黑点，他们认为那就是滇金丝猴，所以观测站建站点也选在那里，海拔米。
我们从山下走了三天。这是冷杉林中突然出现的一小片空场，也许曾经做过高山牧场，后来因为海拔偏高而被废弃了。
我的日记还记着：进山为5月2日，出山12月13日。中间除了下山采购，我从未回过一次单位，也没回过一次家。
高海拔地区行走对体力挑战极大，有的坡又陡得好像要直立起来，迈上一步，全身气力就抽干了，喘口气，抽上点劲儿，赶紧再迈一步。
高原的路，连我和钟泰都走得气喘吁吁，更别提来自美国的老柯了。
在山上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做得最多的工作还是建站。我和钟泰也到山里找过几次猴子，但都空手而归。
很快，年第一场雪落下了。这是我的生日。我二十五岁了。
年岁在增长，家庭和单位的任务越来越重，而我却一事无成，傻乎乎地放弃了一份离家近的好工作，还憋在这个该死的山里搞什么该死的研究。
小雪逐渐转成大雪，天气越来越寒冷，时间也已转到12月。在一片冰天雪地中，营地终于建成了。
大家决定下山修整，再回到山上是五个月之后。
安顿好了，就要进行第一次寻找滇金丝猴的长征，掌握适合滇金丝猴活动的区域。
看了半天地图，最终确定了首次考察的路线：崩热贡卡—嘿该顶—南仁原始林—达日洪保—阿木咕噜—达永，一个大圈，十五天走完。
尽管此前我们已进行了四个半月的前期摸底调查，在年建营地间隙，也多次去野外寻找滇金丝猴，但是猴子会出现在哪里，仍然是个谜。
猴子也许是世界上最警觉的动物，我们开始注意行路时的落脚声，洗去身上的汗味，努力学着隐去身上一切“人”的痕迹，猴子却还是渺渺山中无踪迹。
我们的野外研究规定，每个月有十五天做猴子研究，十五天做植物样方。在属于猴子研究的十五天里，即使没有见到一根猴毛，也要不停地寻找，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滇金丝猴野外考察，每天最痛恨的不是变化无常的天气和陡峭的悬崖峭壁，而是背上永远死沉的大包，所需的所有粮食，各自的被褥和锅碗。野外寻猴十五天，就要把家背在背上十五天。
“长期调研”、“滇金丝猴”、“深入”、“科学”，这些关键词在考察之初曾是一幅幅绚丽诱人的图画，很快就变得枯燥：吃的是稀粥，睡的是潮湿的铺位，永远黏在身上的睡袋，再加上让人透支的重体力劳动……
一整年就这样过去，26岁。
身体的贫瘠，带来了心理的极度焦虑，浓浓的愁绪笼罩着营地：不会三年考察下来，一只猴子都见不到吧？
年4月3日，一个在我生命中无法抹去的日子。
我和钟泰找猴子有十一天了，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似乎是动物的尖叫声，我们对视一眼，立刻蹲下隐藏身形。
那是从没听过的动物声音。伴着一阵折断树枝的声音，一群黑白点旋风一般出现在我们眼前——
它们在树枝间奔腾跳跃，还朝我们的方向望了望，黑白中夹着红点，紧接着，又旋风般从眼前骤然消失。
猴子！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钟泰。一向沉稳的钟泰也“飞”了起来：“追！”
我全身血液沸腾，可猴群的声音却完全消失了。进入保护区整整十年，今天第一次亲眼见到滇金丝猴。
肖林后来拍到的野生滇金丝猴
激动过后，我和钟泰回到营地，把遇到猴群的消息告诉老柯。我们三人在发现滇金丝猴的那个点上整整住了五天，把附近的森林翻了个遍，也再未见猴子的踪迹。
谁都说不准猴子的行程，跟踪全凭运气。
每月做猴子观测时，我们通常跟踪到山对面的滇金丝猴群，这时我们便不会再冒险往前逼近。
我和钟泰会小心隐藏，轻轻拿出望远镜和笔记本，以十五分钟为单位记录它们的行为。
看猴子，首要问题是分清哪个是公猴，哪个是母猴。可刚开始观测的时候，镜头里看上去全是黑白的点，我这种暴脾气的人，很快就失去了刚开始看到滇金丝猴的兴奋劲儿。
但时间久了，我们渐渐能够分清楚公猴和母猴了，越看越觉得蛮有意思。
另外十五天要做植物样方。要严格围绕滇金丝猴做文章，希望通过研究滇金丝猴的食物及栖息地利用状况，来解开滇金丝猴的谜团。
我锻炼出一个本事：数树叶。也是先用眼睛测量出一个“方框”，数方框内的树叶数量，然后估测整棵树有多少个这样的方框，再做乘法。
有时也会想，等有一天我出了山，跟别人夸耀自己的本领：能在任何地方拉一个几平方公里的白线框框，能数出任何一整棵树的大概树叶数量，会不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钟泰和我都沉浸在高涨的热情中。
我和钟泰每次出去做调查时都极力避免带上老柯，他识破了我们常常想“甩开”他的心思，每隔几天就坚决要求和我们出野外调查。
每每出发前，他的一个巨大的包会出现在我和钟泰的屋前。没有一句话，但意思明确：背着它，再带上我！
有一次，老柯直接翻下悬崖，只是一转眼的事，人滚落的速度却是飞快。我听到悬崖后很远处传来一串“F”打头的词语，心下大惊：坏了，老柯肯定摔成重伤。
等我连滚带爬找到他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宁静的画面：
老柯躺在悬崖边上，手擎一朵鲜花，好像在观赏着什么盛世绝品。而细看，他的手肘、膝盖等突出部位已满是鲜血。
这个老外！
白马雪山里，恣意生存在大自然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在这里没有巨大的人类数量在后面“撑腰”，独自单薄地走在茫茫山林中。野外考察的三年，从头至尾相伴的只有钟泰和老柯。
毫无私人空间的相处让人窒息。当万千情绪排山倒海般袭来，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情绪都暗暗压给自己。
考察滇金丝猴渐入佳境，可野外考察永远没有把握十足的时候。找到野生动物已属不易，还要争取野生动物不跑，观测野生动物的时间越长越好。
理想摆在眼前，需要做的就是使野生动物习惯我们这些考察人员。这就需要我们反复出现，直到动物最终发现我们并不会构成严重威胁。方法说来简单，实现起来却无比漫长。
野外滇金丝猴的“习惯化”更是难上加难：滇金丝猴的栖息地近一半是悬崖峭壁，当猴子翻越而走，人只能干瞪眼，相遇都是难事，又何来习惯？
直到考察过了整整两年后，我和钟泰都感到滇金丝猴群渐渐不那么“敏感”了，它们逃之夭夭的“特异功能”也渐渐消失了。
这时候，我需要给他们拍照。
如今动物摄影界用的“长炮”至少是mm或者mm的镜头，野生动物即使是在对面百米开外的山坡，“长炮”一到，毫发毕现。而我当时手中的照相机要求我和滇金丝猴的距离不能超过50米。
在山中摄影的肖林
怎么接近？
跟着猴子，猴子肯定跑丢，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迎着它们，猜准猴子要经过的地方，在那里等它们。
我开始“潜伏”：衣服是深绿色，头上、身上绑几圈绳子，插上层层杉树枝，提前预测好猴群行进方向，一藏就是半天。无数次，只等来一身森林昆虫叮咬的大包。
不过，有那么几次，猴子真的来了——
在远处听猴子迁移的声音如浪涛，近到10米处时便是山崩地裂，之前清脆的撅树杈声渐渐聚集成风雨雷电，简直力吞山河……滇金丝猴个头比人矮得多，但在野生环境，却自然生出了一股裹挟的力道。
以前只是远远观察，这回置身于龙卷风中心，我努力按住要炸飞的心脏，才明白永远不要忽略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力量。
这个想法刚起，我马上又得到第二个真理：永远不要忽略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聪明。
一只大公猴停下了，而在它两米之后有一棵别致的“小树”——第一次变装成功的我。
我正打算拍摄时，大公猴突然对着我的方向转过头来，吓得我一下屏住呼吸，眼睛瞪得圆圆，眨也不敢眨。
大公猴使劲要在这棵“树”上找出破绽，它似乎感觉到一些不妥却又无法确定，最终转过头去继续吃食，我刚松了口气，它又突然转过头。
截至那时，还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大公猴，没有人知道这个直立起来不比人矮且浑身都是肌肉的灵长类，会不会在感受到威胁时主动袭击人类。
最终，我好几次都这样，没能拍到它们的照片。
还有一次是在野外观测中，老龙披着颜色鲜艳的雨衣。结果，猴子们发现了“潜伏”的老龙，几只大公猴带着全猴群几百只猴子冲他怒吼，气势震山动地，直到老龙狼狈地跑掉。
我和钟泰捂着已经笑疼的肚子，继续潜伏。
这其实代表着一种幸运，因为经过两年多的考察跟踪，这群滇金丝猴已经渐渐习惯了人类的存在，不像以前一样闻到一点风吹草动就风驰电掣般跑远了。
年7月14日的一个下午，山上猴群的声音隐隐传来，仔细辨别，像是往我们这边的山顶而来。
我赶紧跑到河边，就着河水塞进剩下的压缩饼干，揉揉肚子，*一把！
我让向导先回去，独自一个人向山顶发起冲刺。
这时考察已近半，我和钟泰对周边十几公里范围内的任何一座山都了如指掌。我抄了一条完全在林中钻行的“小路”，在树缝中从米直上到4米的位置，这是一条我们平时完全不会考虑的大坡面的山路。
我丝毫没有停歇，上山的速度比平时工作要快上几倍，但猴群的速度更快，到山巅时，猴群风驰电掣的声音已袭到跟前。
我飞快抽出一条细绳，一头拴在大树上，另一头在腰上转了几圈，顺着绳子爬下巨石，居然在悬崖中找到一个V字形缝隙，赶紧把自己塞了进去，又把刚扯下的几根树杈插进绳子，一棵粗枝烂叶的“小树”迅速长成。
那一刻我命悬半空，心却顾不上忐忑，将照相机拿在胸前举好，恳求天降大运。
风卷残云似的声音越来越近，猴子来了！
有一只母猴抱着一个婴猴回来了，停在离我七八十米远的石头上吃着什么……
我大喜，赶紧拍了下来。
接着，一只大公猴也跟了过来。
我心中暗喜：一公一母加一小，这是一个滇金丝猴的家庭啊！
还没等我按下快门，又一只母猴慢悠悠跟着走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亚成体，母猴坐定一转身，怀里还有一只幼猴。
我惊呆了，这是一个猴子的完整家庭，六只猴子齐齐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裸露岩石上！不要说是在镜头中，在我的追猴生涯中也是第一次。
尽管隔着大约70米的距离，猴子一家也发现了我，冲着我的方向警惕遥望，但也正得益于这份警惕，除去还不懂事的亚成体，五只猴子都齐齐把脸正向着我。
我的心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天启般的预示，镇定地按下快门……
我只拍到了九张，快门就已经按不下去了——我的胶卷用完了，滇金丝猴也恰在此时离去。
我目送这一家离开，心中响起大海落潮后的缓缓浪声，仿佛一个进程到了终结时刻，分明有什么东西穿过了层层浪涛，却没有留下明确的言语。
我郑重地将那卷胶卷交给省林业厅的朋友，告诉他这很重要，过了半个月，我们的电台传来联络员依稀可辨的声音：云南省林业厅打来电话，说肖林的照片非常成功。
不久之后，上山工作的老龙带来了那张照片。大家都抑制不住地激动，这张照片意味着我们整个小组近两年的工作终于有了拿得出手的视觉成绩单。
之前我们在讨论时，大家一直惋惜没有一张成功的滇金丝猴照片，无法向世人展示这个物种，这样，把川金丝猴当滇金丝猴的笑话也就会一直出现。
直到今日，这张照片还是业界加冕的滇金丝猴野外状态下最经典的照片。也许你曾看到过的一些滇金丝猴照片更富细节，不过那些照片都不是在纯野生状态下拍摄的。
一些研究滇金丝猴的专家学者朋友至今还会跟我要这张照片，滇金丝猴纯野生状态下的完整家庭状况呈现，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一张。
是骄傲，也是遗憾，遗憾是至今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再没有拍出一张能够超越这张的照片。
年10月底，先是落了雪点儿，很快就直接砸下雪块了。
海拔米的山顶早早进入冬天，我们的营地加上我们的心灵也都一起进入漫长的“冰川季”，最早也要等到来年5月才能重新发芽。
熬到了第二年三月，原本心里有了盼头，但3月21日起，我们的盼望居然换来了一场大雪，整整下了近一个月。后来下山后才得知这是白马雪山六十年未遇的大雪，这场雪把我们牢牢封在了屋内。
我们几个人经常对坐烤火，几个小时也没有一句话，饿得已经忘记人类需要说话。
等到马拉松一样的大雪终于停了，山下遥遥地多了几块含混的绿色，我和钟泰、老柯都齐齐往山下冲去，三个野人同时嗅到了新鲜植物的巨大诱惑。
灰白大地间冒出的绿色刺激了我们，我们疯狂地扑了过去，只有一地的荨麻，浑身是刺。
不管了，我们把方便面的袋子套在手上，再顺着茎粗鲁地捋下嫩叶。根本等不及回营地，马上就地用石头架出一个火塘，用简易的饭盒煮了起来，没有盐没有油，舌头已经不知道滋味为何物。
在山中吃饭的护林人
直到每个人都吃了几饭盒荨麻叶，肚子才感觉出了舒服，毕竟整整一冬我们都没有吃到蔬菜了。
山下传来消息，说羊拉的桃花开了，恰好轮到我下山买粮食，我立刻冲下山，一头扑进春风里。
我很想对所有见到的人打招呼：“你好，我出来了！”我就是要兴冲冲地大喊大叫，哪怕被当成神经病！
年5月4日，正式离开的日子到了。
追寻滇金丝猴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可我还没有看够这群猴子。滇金丝猴的世界，真是越看越上瘾，越看越迷惑。
这三年来，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像勤劳的猎人一样“猎”回各种考察数据，而老柯则在这些数据上构建着有史以来第一份最详尽的关于滇金丝猴的科学论文。
科学报告固然枯燥，但对我们来说却极为迷人，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结论的背后，都有血有肉，有温度、眼泪、委屈、欣喜和激情。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滇金丝猴百分之八十的食物是高海拔的黑松萝；还确定了滇金丝猴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一雄多雌的家庭制度；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
终点赫然立在眼前，我却变得烦躁起来，之前不敢给自己期望，所有梦想和思念都被压抑，现在沉睡的部分突然被唤醒，变成了一匹无法控制的野马。
突然，我不愿意离开了。
我那时已经守护了白马雪山十多年。
在加入调研组之前，我本来对这份工作产生过怀疑，想离开这里，但是一场巨大的山火改变了一切。
火烧得铺天盖地，从原始森林又蔓延到海拔低矮的箭竹林。在熊熊烈火的加温下，箭竹像信号弹一样砰地蹿上空中，又“叭”一声空袭到远处。
面对这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我只剩茫然。工作多年的这片茫茫森林，一场火就能轻易毁灭。
其实，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正在燃烧，烧毁了我熟悉的一切。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金钱为我的家乡拉起了改变的洪闸。我发现不仅仅只是生活在白马雪山里的各种珍稀动物，以及被砍伐掉的树林，还有一些东西也消失了。
我一直对两个女儿说，在家对着父母就要说藏语，可如今她们的英文水平都不知比藏文的高出多少倍，这是非常大的遗憾。
我的父亲是一位热巴文化的传承人，不只在整个江坡，在德钦县或整个迪庆州都算“稀有资源”。从我记事起，就陆续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拜师学艺。
父亲被*府认定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但最终却还是没有机会把热巴舞全部传给一个晚辈。
虽然热巴舞蹈失传了很多，但因为父亲守护了一生，它消亡的时间还是被延缓了一代人。
我做的是一样的事情，看着白马雪山的生态正被破坏，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雪山，延缓这种变化。
滇金丝猴的濒危源于人类长期采伐森林，造成它们栖息地减少而带来的后果。即便我们成立了保护区，滇金丝猴的处境依然危险。
年，媒体曝出一条消息：在维西塔城一带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两只被母猴遗弃的小滇金丝猴。电视新闻中，被人类救下来的小猴子又小又瘦，可怜巴巴。
媒体争相报道这一事件，背后似乎是人类在骄傲地发言：看，我们虽然做过错事，但人类的爱心终究会让我们有机会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滇金丝猴的母亲会无缘无故地抛弃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乃至灵长类生物的常识。
那个时候，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项目启动，我先是被委派到维西做建设项目的副手，之后又成了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在那里，我看到了痛心的画面。
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项目建设的后期，一个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如何把猴子科学地展示出去，让参观者感受到更多活泼的生命力，而不是看一些囚禁起来的“行尸走肉”？
最后，我们留下了八个完整的家庭，剩下的所有猴子全部赶到山顶。多年来，这群猴子和护林员形影不离，但遇到离开的机会还是头也不回地大逃亡而去了。
可是把一群原本属于山野、风餐露宿、时刻与饥饿做斗争、随时面对天敌的滇金丝猴围在一片安宁的地方，保证它们有吃有喝，正是人类对动物最典型的偏见之一。
在公园里，为了管理方便，护林员们就把猴群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
分群后的半年，八个猴子家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态。很多猴子毛发脱落，屁股上、身上、脑袋上出现了一块块秃斑。
当年追踪野生滇金丝猴时，野外猴子那油亮的皮毛、凌厉迅捷的动作还历历在目，看着眼前的猴子在人类的精心照顾下却失去了活力，我的心里无比煎熬。
国家公园的这些护林员不归我管理，我清楚他们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把猴子管得太紧了。
我只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抗议。
得益于早年学会的摄影，我开始拍摄园区里猴子的状态。
其中一张照片取名为“猴鸟”：初春的一棵才长出嫩芽的树上，几十只滇金丝猴像鸟一样扎堆觅食，完全没有了各自家域的概念。
在野外，只有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才有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棵树上，甚至迁徙、觅食、喝水都会全程警惕，和其他家庭保持着安全距离。
还有当护林员举着棍子驱赶着上百只猴时时，却没有一只在树林中“飞腾”，而是在平地上顺从地用四爪爬行。
我拍到了这个场景，给这张照片取名为“牧猴”，心里难过极了：当年让我们几个甘心在丛林中受尽辛劳、付出健康的代价苦苦追寻的高原精灵，什么时候变成了绵羊一般。
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一些人看了这张《牧猴》，不仅没有反思，反倒喜悦地惊呼：“这才是生态平衡！这才是人猴和谐共处！”
后来，我做了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德钦分局的负责人，回到老家后，我终于可以利用资源做一直非常想做的事情——保护好曲宗贡。
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我只能先保护好这一方水土。
保护区每年都有新人考进来，我有双金睛火眼，很快就知道他是否适合这份职业。
我一直跟刚刚进入单位的小年轻说，这份工作很艰苦，如果觉得这里不适合你，你可以去考其他工作。
但如果两三年还没有考出去，我就会善意地提醒：还是静下心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吧。
如果一个人十八岁进保护区，一心辨认植物，不超过十年，他就会成为最优秀的物种识别专家。
就和年轻时候的我一样。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还在坚持写故事，我觉得今天肖林的故事可以替我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事情正在走向消亡，哪怕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经典的、不朽的，也会无可挽回地面临衰落的命运。
很不幸，用文字记录故事就属于这类事，它笨拙而缓慢，需要写作者能甘于寂寞，也需要阅读者的时间和耐心，因此越来越稀缺。
电影也一样，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电影艺术已经死了，从小陪伴我一起长大的电影如今都消失了，我一直在做的电影也消弭了。”
在《守山》里，这样的事更多——热巴舞蹈一点点失传，藏族文化一点点在式微，滇金丝猴在大山里几乎绝迹。
但我不觉得，这些美好的东西应该就此消亡。哪怕那场巨大的山火在燃烧一切，只要有人坚守，也会让火势再慢一点。
所以，我想像肖林一样，也有一座白马雪山，是值得用一生守护的。
本书节选自《守山》肖林，王蕾著｜经乐府文化，肖林授权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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